Thomas Nagel在他的道德衝突與政治上的正當性（Moral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一文，用了Robert Forest對自由主義者的定義（嘲諷？）作為全文的開頭。Forest認為，所謂的自由派，就是一群無法在任何事情上有自己的立場的人，這是因為，當自由主義者說什麼事情「該」如何時，那這個「應該」，就變成對其他可能的否定，這樣就違反了自由主義者最核心的價值了。
其實Martha Nussbaum之所以提倡用「能力」（capabilities）來思考一個社會正不正義，整個動機與這挑戰也是很相似。對Nussbaum來說，從一個歐美已開發國家的學者的角度，去對別的文化圈的社會指指點點，是非常危險的——這種指指點點、說別人落後、社會不公不義，跟以前西方殖民者跑去對別人指指點點，有什麼差異？作為學者，自己的發言，會不會其實只是強化了對非歐美世界的文化圈的歧視？Nussbaum 非常害怕，自己重蹈覆錯。但同時，Nussbaum又覺得，如果只是因為自己面對的社會不是歐美社會，為了避免這種歐美至上的錯誤，就都不去批判明明就非常不公不義的社會，這樣也很奇怪。難道只要一個社會中，大部分的人都接受自己社群內的不公不義，那些不公不義就不是不公不義嗎？比方說，我們知道有些社會是母系社會，有些社會扶養小孩是母親以及母親的家族負責（祖母、舅舅會參與），小孩子成長的過程之中，雖然有可能都沒有生物學上的父親相伴，甚至終其一生都不知道貢獻精子讓自己得以出現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到底是誰，但他們快快樂樂的樣子，好像也沒有什麼「不正義」，如果要強迫他們變成歐美當代主流的社會結構，他們反而可能過得很不開心。但像印度社會，很多婦女接受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就是做牛做馬，即使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經歷印度大饑荒時，她們很多人也不覺得自己很可憐，不覺得印度社會對自己太不公、太不義了。如果歐美國家的學者都不「給點建議」，那這些婦女大概生活狀況就會一直如此，沒有什麼改善。
Nussbaum面對這個棘手的問題，她採用的手法是反過來思考，如果人要有有意義的人生，可以揮灑自我，那有什麼樣的「能力」，是一定要具備的？換句話說就是，Nussbaum認為每個人認為的有意義的人生不一定一樣，想怎麼開創有意義的人生，方法跟手段也不一定一樣，但是，不管是怎樣，要開創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都需要一些很基本的條件才有可能達成。比方說，如果身體的自主權隨時都可能被侵犯（被虐待、強暴等等），在這樣的狀況下，Nussbaum不認為人可以開創有意義的人生，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的社會，就Nussbaum來看，不管這種侵犯的傳統存在該社會多久了，這種傳統都不值得尊重。
Nussbaum在她的性別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書的開出的清單涵蓋了十大項目，在此我就不一一詳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翻到40~41頁參考。我覺得這份清單裡，最有趣的項目是「愛與被愛」。Nussbaum認為擁有去愛的能力以及被愛的能力，是開創有意義的人生的要件。如果被剝奪了這些能力，人就很難有個有意義的人生。但是，Nussbaum並不進一步地說，是不是只有一夫一妻的婚配社會，才能讓人擁有愛或是被愛的能力。對她來說，不管一個社會體制與歐美體制有多不相像，那個體制正不正義，完全取決於能否保障愛與被愛等其他九大項重要能力之上。一個母系社會，或者是像排灣族的貴族社會、達悟族的一個小孩出生全家都要跟著改名的社會，不管是哪樣的社會，只要能保障在其中的人的基本十大能力，就都是值得為人尊重的社會，歐美國家的學者再怎麼覺得對方落後不可取，都不該強加自己心中的好到這些社會之上。對LGBTIQ族群，也是一樣的。只要LGBTIQ組成的家庭不會損害到這些重要的能力，他們無論怎麼與主流的家庭不相像，也不該被主流的善意干涉，甚至是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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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外話其一：針對自由主義者怎麼可以有立場這個質疑，Nussbaum這種走法，跟Nagel的Impersonal Good的解法很相似——我的立場、我提倡要保障的事物，是每個想要開創有意義的人生的人都會想要的。這樣的立場超然於種族、年紀、道德、宗教觀，因此，雖然提倡十大能力的保障，也是一種「立場」，但這種立場，跟其他像是基督教保守派的立場，很不一樣。
題外話其二：其實自由主義者之中自己有信仰的學者也不少，Nussbaum本人就是猶太教教徒；Sen雖然是無神論者，可是他的無神論「信仰」是從印度教中的其中一個無神論學派Lokayata來的。
題外話其三：Nussbaum的Capability Approach跟Amartya Sen的版本其實不一樣。他們的差異在於需不需要給出一個最基本/核心的能力清單這點上。Sen覺得不需要，因為Sen覺得到底哪些能力重要，有時要看時空背景。而這種Capability Approach雖然也算自由主義家族的成員，但強調的東西跟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差很多，Rawls的自由主義著重在社經的不平等要怎麼透過所得再分配之類的方式消除，雖然Rawls也有講一個叫primary goods的東西，概念跟Nussbaum還有Sen在談的capability很像，但其實還是不一樣。Nussbaum跟Sen會發展capability approach，其實某意義上也是對Rawls的primary good的講法不滿意，比方說，Rawls把財富也列在primary good裡，但有錢是一回事，能夠把錢轉化成幫助自己開創有意義的人生，這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有人可以很有錢，但是缺乏把自己的錢轉換成可以讓自己的生活比較有意義的能力的狀況。
對這方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比方說…
Social Minimu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social-minimum/
Nussbaum 1997的 “Capabilities and human rights”, Fordham Law Review, 66(2)
Sen 2005的“Human Rights and Capabilitie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