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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問我對教改與階級流動的看法是什麼，坦白說我覺得問我這個問題很奇怪。因為如果這問題真正要問的是教改有沒有促進階級流動，那應該要問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吧？他們才有足夠的知能去做統計設計，給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我真正能回答的問題，是一個階級流動相對低的社會是否一定是不好的社會，因為這邊的好不好就跟政治哲學比較相關。針對這問題，我最近剛好也滿感興趣的，因為我覺得個滿棘手、滿迫切的問題。

為什麼棘手與迫切呢？因為我的經濟學家朋友告訴我，階級固化其實所在難免，即使是有相對公正的考試選拔制度亦同。她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X二代，也就是官二代學二代與富二代，官二代就是兩代都當官，學二代則是兩代都當學者，而富二代則是兩代皆富。大部分的人一聽，直覺大概是，這三者中，一定是學二代比率最低，因為當官的「感覺」就能安排子女當官，有錢的「感覺」兒女也沒那麼容易一代內就敗光，學者「感覺」就是自己也要很努力才行，跟前兩者不一樣。答案是，按照目前有的資訊，學二代比率最高。

朋友在飯局上宣布答案時，所有的人都感到詫異無比，怎麼會是學二代呢！但她笑著問我們：「我們今天這桌飯，有任何人沒有大學以上的學歷嗎？以後成家立業，你我的子女平常接觸到的叔叔阿姨，不也都是我們這幫人嗎？」

當下這記棒喝，把我們都給打醒了。是啊，我們常常用極度個人主義的觀點去看待自己的學習過程與成就，以為自己所擁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掙來的，忘記了家中往來的長輩等也都會深深影響我們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效率。好比說，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如果覺得數學很無趣很沒用，我只要一通電話就能請經濟學家朋友給孩子各種「其實數學很好玩很有用喔」的家教，這種家教說真的不是有沒有錢能請得起的問題，而是一般人根本請都請不到。

我的好朋友幾乎都是台成清交以及有海外名校學歷的，平常聊天的話題對很多人來說也是高來高去（但我們真的只是覺得這些話題有趣），潛移默化之下，我的孩子要對學習不感興趣、課業成績不太出色也是滿困難的。更何況智力相關性徵有高度遺傳性，這樣內在外在條件加總起來，學二代比率高是合情合理。

但這就導致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台灣到現在還是有非常多人「感覺」教育可以促進階級流動，而且這也該是教育的目的之一，但根據我經濟學家朋友的研究，還有我無聊向親朋好友詢問交友狀況得到的回應都表示，長久下來，階級固化是所在難免，聯考或學測怎麼改都一樣。除非我們要把整個社會弄得像柏拉圖的理想國，固定時間大家交配，確保沒人知道孩子的爸是誰，讓每個參加過交配大會的男性都把每個新生兒當成自己的去照顧，徹底斷絕家庭的社經背景孩子的影響。只是，我們又孬，不敢這樣主張。

但一個階級越來越固化的社會一定就不好嗎？這倒也未必，我覺得關鍵在於這樣的社會有沒有相應的機制去照顧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民眾。

Noblesse oblige這個機制就非常有趣，而且我也認為是個階級固化已然成形的台灣社會急需了解的概念。這個概念在中文中常常翻譯成貴族義務，跟西方傳統的「有權利就有相對的義務」這樣的right-duty framework有很密切關係，唯一差異在於，貴族義務通常講的是特權（privilege）而不是權利（right）。

這個概念要說的是，出生於貴族之家往往給人諸多特權，像是可以上學、可以影響政局等等的，總之就是除了贏在起跑點外，一路上能量棒跟遞運動飲料的人還比別人多，隨便都是人生勝利組。但是作為勝利組，要時刻提醒自己，除了享受從他人手中拿到能量棒跟運動飲料的特權外，自己也該肩負起只有勝利組的貴族們要負擔的特殊義務。所以出生在西方傳統的貴族世家不一定那麼勝利（爽），往往，這表示從小就接受極其嚴格的教育訓練，以便日後貢獻社會。

台灣社會雖然沒有貴族制，但這個精神還是很值得學習。出生在社經背景比較好的家庭享有了各種父母積攢的文化資本，這是一種特權而不是人權；享有特權就該承擔相應的義務，去幫助他人、去貢獻社會。

我說不上什麼聖人也沒多勝利，但這確實是我長期協助社區教會幫忙教難民背景的孩子寫作業的原因之一。我所擁有的一切，有太多都是來自於我的運氣——在國外生病搞不清楚要買什麼成藥、要怎麼吃藥，丟個訊息就有人回我；學習寫程式不懂為什麼我的程式跑不動，code給朋友看，一下就有答案；出門開研討會因為窮沒地方住，所以當地的朋友賞我個沙發睡——我有的這些，當然一部分也是我平常廣結善緣，但我很明白，我有機會去結這些緣，一大部分是因為我從父母那獲得的特權。如此不知感恩，不盡可能用我透過這些特權獲得的能力與資本幫助運氣未必那麼好的人，真的不是我。

話又說回來，如果階級固化所在難免，那教改什麼？庸人自擾？沒事找事幹？我會說，教改改得讓有不同長才與性向的孩子有更多機會認識自己，不也是一種可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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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因為這幾年來在不同的國家求學、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讓我對制度還有制度背後隱藏的價值觀越來越感興趣。

我有個英國朋友在劍橋某學院當junior research fellow ，未來一定是他那領域的佼佼者，但他不知道血管跟神經是不一樣的東西；另一個德國朋友，學歷也非常好，曾在大製藥廠做到管理職，她問我巴基斯坦是不是在伊拉克旁邊⋯⋯

這些問題，對於台灣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而言，簡直是常識到不能在常識，但當我脫口而出「你到底在學校幹嘛，怎麼連這都不知道？」時，我朋友們一致都說我再這樣他們就要unfriend我⋯⋯

也是這樣的互動吧，讓我了解到，平常常批評的台灣教育體系，其實也不全然沒有優點，而國外乍看之下沒有缺點的設計，仔細思索後會發現往往也是顧此失彼。

以英國的體制來說，英國很早就開始有真正的選修課了。優點當然就是學生從相對於台灣的國中階段開始，就能探索自己的性向，好比說修了一學期的法文後發現不是自己要的，之後就能把時間省下來修別的課程，如裁縫。我是說認真的，英國有些學校國中階段就提供正式的裁縫選修課讓學生學裁縫。

另一個優點則是，由於選項太多了，學生不可能什麼都選什麼都學，所以就不會出現台灣的什麼全修班的狀況。英國高中申請大學考的A-Levels，語言類就有中文、北印度語、法文、西班牙文等等，非語言類的除了哲學、英國文學這些比較能想像的之外，還有會計、經濟學、攝影等課程。

許多反對聯考制度的朋友一聽到這兩大優點，幾乎是膝反射般地說學測應該改成這個樣子。

但問題來了，這麼多科目，有任何國高中能什麼課程都提供嗎？當然是不可能。開課要授課老師，要空間，要錢。所以在這個系統下，小孩子到台灣約莫小四階段時，父母就要開始參加各校的招生說明會，了解每個學校有哪些資源、這些資源能否切中自己的孩子的需求等等的。也就是說，原生家庭的文化資本雄厚與否，在這體系下的影響力會遠比在台灣體系來的巨大。這嚴重的挑戰了許多人對於教育在社會上該扮演的角色的看法：教育不是應該儘可能消弭社經地位差異對學生的學習狀況的影響嗎？怎麼反而是放大了？

另一個對台灣體制出來的知識份子來說很難調適之處則是，由於很早就開始選修，甚至可以早早選定要專攻的方向，英國系統出來的知識份子是有可能在專業之外所知甚少。我那血管神經分不清的朋友，十五歲之後就完全沒有修任何生物課跟數學課，所以他不知道血管跟神經不一樣，在這個體系下也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情。

至於德國，前陣子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文章一直在讚美德國分流措施，但對於德國的分流到底是怎麼做的，卻少有人談——雖然家長意見也會參酌，但主要是老師去推薦你該唸職校還是唸高中的。自己真正開始教書以後，對這樣的制度真是感到各種惶恐。一個老師要面對那麼多學生，我自己連學生的名字都記不住了，要我決定誰該唸職校誰該唸高中，這樣的權力我真的擔當不起啊⋯⋯

又如每年幾乎都會掀起一陣哲學熱潮的法國哲學試題，聽過法國人自己談教學現場真正的狀況後，我對這個制度也是有諸多保留。首先，法國有課綱考綱但沒有規定一定要使用什麼課本，所以老師在課程規劃上有極大的自由，遇到好老師，確實能夠培養出很不錯的思辨能力。但這個自由也表示學生要是遇到比較沒教學熱忱，或是有熱忱但沒方法的老師就會很慘（順道一提，朋友說法國沒有實習老師的制度，非常羨慕台灣）。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哲學考試的範圍跟考法，不難發現，其實教學現場往往無法有太多思辨跟討論的空間，因為考試時間的限制，許多時間是用在怎麼在既有的空間與時間上寫出八股文。法國朋友跟我討論後，我們一致的結論是，這考試與教學內容聽起來有點像是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用申論題考，只是內容又遠比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多⋯⋯

大概是年紀也開始有了，已經不再相信有什麼體制是完美的。每個體制都有他的優點與缺點，要用哪個制度，說到頭來還是得先問問自己的核心價值是什麼、願意做出哪些犧牲與妥協。

會想到這些，是因為昨晚與血管神經君聊到改作業。我說改每幾週就要一次改一兩百份四五百英文字的作業真是折陽壽，他聽了後覺得奇怪，就問道哲學不是應該要寫essay嗎？一問之下才知道，他以前在牛津唸大學時，每週或是每兩週要教一份兩到三千字的essay（換算中文字的份量的話，將這數字乘以三），所以每天除了念書就是寫報告，有些只收女學生的學院甚至會push學生到每兩週交五份這種長度的essay。

「難怪碩士那時我一臉悲催，你看起來像在渡假⋯⋯」

「可是這種訓練方式出來的結果大好大壞。那年我們學院跟我同主修的都拿到first，但有將近一半的人中退。」

「我想，還有很多人精神崩潰吧。」

「對。」

這一崩，有的時候是一輩子的。吃藥能控制已經是萬幸，有些是連藥物都沒有辦法幫助。牛津這樣的訓練方式真的好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喜歡這背後蘊涵的適者生存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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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他特別提到女子學院的要求竟然比他的學院還要可怕，整個強度基本上是他學院的兩倍。不知道是不是牛津的那些女子學院想要讓她們的學生有一種這樣都殺不死我了還有什麼能阻止我追求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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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幾年台灣流行起了「減法哲學」這種東西，另外一個很常見稱呼則是「斷、捨、離」。簡單說起來就是，把不必要的東西從自己的生活中移走，讓生活的空間更加清爽。嗯，這類的「哲學」書泰半都與居家整理術還有室內裝潢有關。 

根據我自己不準確的統計（其實根本沒有做過統計），一般來說，大眾流行的東西我通常都不大喜歡，減法哲學這種東西，是難得大眾流行，而我也深深認同的。只是看過我的房間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個人對於在居家收納上實踐這種減法哲學的興致沒有很高（過於懶惰；書啊論文阿可樂啊餅乾啊，還是亂灑在電腦附近這樣感覺溫馨又方便。我媽曾因此覺得應該訂作一個大餅讓我可以掛在脖子上一邊讀書一邊吃，母愛的光輝真是令人動容啊。）。我比較有興趣的是在我的工作上與教學上實踐這門減法哲學。 

剛離開台灣到國外時，我一直有一種書讀得不夠多的自卑感。我覺得洋人同學們在課堂上之所以可以問出很犀利的問題，一定是因為他們母語是英語（或是語系跟英語相對相近），讀過很多書、念過很多論文。但後來幾次跟同學聊天，我才發現問題根本不是書讀不讀得多，而是讀不讀的對、精不精——我讀過好多他們讀都沒讀過的東西。甚至後來開始出門開研討會，跟與會的學者聊天時，我才發現原來有些我以為是常識的東西，在國外一流名校拿到博士的學者也未必讀過。有次我跟一個從牛津畢業的朋友聊天，講到以前的人不知道其實「晨星」跟「昏星」都是同金星的話題 [註一]，這個討論、相關的文章，其實是我在大一時就讀過的，但是對方聽得津津有味，還問我這方面的討論可以多讀一點哪些文章。 

我滿訝異的。因為我覺得，這不是常識嗎？怎麼會有牛津畢業的學者不知道？（類似的景況，也發生在我跟MIT之類的學校出來的學者聊天時。這方面，我覺得跟英國或美國訓練模式的差異，比較沒有關係。這可以另文討論。） 

又過了一陣子，我才領悟到，其實這哪是什麼必須要知道的常識。朋友的領域又不是語言哲學，有什麼必要要知道這些討論？他只要專心在自己的倫理學領域，好好思考他要處理的領域就好了。我以為這是常識，只是我以為。而且，知道這樣程度的討論，也沒能讓我在語言哲學領域中作出貢獻，充其量，它帶給我的就是吃飯喝酒時，可以跟別人閒聊，讓人覺得「哇～你好聰明噢～怎麼什麼都略懂～」而已。 

最近跟另外一個朋友聊天，聊到朋友孩子在國外上小學的狀況，朋友說其實觀察下來，孩子的學校沒有像台灣一般學校那麼在乎「進度」，他們可以一整個學期就演一齣愛麗絲夢遊仙境，也可以兩週時間就寫一個作業，他們在乎的不是塞給小孩子多少資訊，他們在乎的是從中小孩子培養了什麼能力。比方說，花上四天的時間讓孩子瞭解數學圖表的意義。 

這個作業是這樣：老師稍微解釋長條圖、圓餅圖、折線圖後，請小朋友回家做「用水量調查」。小朋友要自己統計，然後想要怎麼好好呈現出統計出來的數據。 

老師設計統計表上的項目有：洗手手幾次、便便沖水幾次、洗澡澡幾次、用洗碗機洗碗幾次、在流理台洗碗幾次、煮開水幾次等等等。另外當然還要有各個項目的耗水量之類的。 

這些東西小朋友在家裡面統計三天後，最後一天自己要想，要用什麼樣的圖表呈現如各個用水項目使用頻率、佔總耗水量多寡之類的問題。要分析一下家庭用水量的分布狀況，看是大便沖水佔最多比例呢？還是洗碗機洗碗佔最多？之類的。 所以，四天，一份作業。 

老師設計的問題其實也不是只有數學，某意義上來說還跨到了地理、公民（第三問：你家的水是哪邊的蓄水池、井來的？第四問：英國地區一人平均每日使用八十升水，你用的比這個多還是少？）

朋友分享完後問我「我們以前是什麼時候學圖表的？我們是怎麼學的？」我想了想，好像也是小學時有稍微學到，但通常就是長條圖加加減減，圓餅圖的話大概就是什麼睡覺時間佔了餅圖的百分之三十的話，等於睡了幾小時這樣的教學吧。其實認真想，台灣學的又快又多，比起朋友女兒的花四天才弄這樣一個統計表，我們累積的知識可多得多，我們還練習了一天有二十四小時，二十四小時乘以百分之三十的高難度乘法勒！（我覺得朋友的女兒應該還是無法做到我們那麼超群的數學運算能力XD） 

朋友聽完大笑。但我們兩個心裡其實都覺得，這不好笑啊。我們都考過雅思，都知道很多在台灣已經拿到碩士學歷的學生對如何分析雅思的圖表題感到無比挫折，但朋友的女兒才九歲，就在這個實踐斷捨離哲學（？）的教育環境下，學習怎麼使用統計跟利用圖表。 

我們知道，等孩子跟我們一樣到了十八歲時，她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唸書唸到可以把清朝所有年號都在腦袋中轉換成西元紀年（我說真的，我到現在都還知道道光二十二年簽訂南京條約，換算為西元年為1842年，我也還知道大明崇禎十七年是1644年，因為歷史考試會考。），她大概不會像我們一樣，知道美國各大農業帶氣候特色。她的所知道的「資訊」，肯定是會遠遜於我們的，畢竟我們花一天做完的背完的，她所在的教育體制希望她是用四天來深刻理解與體驗。不過，十八歲時的她，分析能力、找尋資料佐證（反駁）自己觀點的能力，大概會比大學畢業時的我們還要來得出色吧。 

我想，台灣教改一直無法成功，很大一方面就是無法真的執行斷捨離吧。每一科的專家都覺得這個重要那個重要，每個都是學生應該知道的常識。弄到最後就變成了，學生被灌輸了很多資訊，卻來不及培養駕馭資訊的能力。但其實，有了駕馭資訊的能力以後，學生自己也能在課堂以外找尋專家學者們覺得重要的資訊啊。 

跟朋友聊天聊到最後，我們歸結（！）出一個結論：「台灣學生雅思寫作普遍寫得很爛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在廁所統計大便沖水幾次。」 

補記： 關於到底什麼是常識，我真的越來越搞不懂了。

我有另外一個好朋友，大學時讀牛津，成績好的不得了，好到他的學院給他每週兩次免費吃正式晚宴（請自動帶入哈利波特電影中的吃飯畫面）的特權之外，牛津的All Souls College也曾邀請他參加徵選為All Souls College的院士的考試（這只有各領域成績最好的牛津大學生會受邀，不是你想報名就有人理你），只是學術生涯上的考量讓他不想繼續待在牛津，就跑到the other place了，現在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是顆閃耀的新星。 

不過，有次我們一起吃飯，他問我「神經跟血管不是同樣的東西嗎？」我吃下的馬鈴薯泥差點噴到他的臉上。真是，好險好險。我當下的反應當然是怎麼會有人連這種常識都不知道，但後來又想想，為什麼一個中世紀語言學家要知道這個？難道他知道這事情就可以自己幫自己開刀嗎？他知道這個比起他花時間學冰島文要對他的人生有幫助嗎？ 

又有一次，我跟另一個劍橋的流行病學家朋友在一間餐廳吃飯，餐廳的屋頂是呈現金字塔狀的。我那朋友堅稱屋頂跟地平面的夾角是六十度，我只好用我卓越的（！）高中三角函數知識，在衛生紙上寫算式，（不嚴謹的）證明絕對不可能是六十度。我很厲害對吧？可是人家三角函數很爛還是拿到Pfzer給的全額獎學金，而我人生第一次真的在考試以外的範疇使用三角函數就是證明給Pfzer獎學金得主看屋頂跟地板的夾角不可能六十度…… 

我還是認同，不管是學什麼、做什麼職業，都還是要基礎的常識。但到底什麼東西要列為常識，其實我越來越搞不清楚了。我比較清楚的大概是，囫圇吞棗絕對不是好事。寧缺勿濫。 

最後，感謝朋友幫忙從垃圾桶把小屁孩的作業撿回來，讓我附在這篇說好不要再寫長文結果又變很長的廢文上，跟大家一起思考教育的其他可能。

此外，請讀者留心，朋友的孩子的小學的狀況，不能推論到「英國的教育狀況」，更不能推論到「歐美的教育狀況」，這個推論做得太遠也太粗糙了。這邊分享朋友的孩子的作業，只是想要說明，在英國，有這麼一間小學，他們是這樣教育小孩子的。我要如此強調是因為，只要對英國教育體制整體狀況有稍微了解的人都知道，其實英國的教育體制整體來說也有許多問題。我無意要論述英國教育體制整體來說比台灣好，這不是我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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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因為金星會分別在早上跟下午出現，但古代人以為早上的那顆跟下午的那顆不一樣，所以早上時的金星被叫做晨星，下午時的叫做昏星。哲學家會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原因在於，明明晨星昏星指涉到都是金星，沒有人會質疑「晨星是晨星」是真的 ，可是在面對「晨星是昏星」這樣的命題時，許多人卻不敢直接大聲說沒錯。

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閱讀Gottlob Frege的On Sense and Reference，欲罷不能的話可以在讀讀Bertrand Russell的On Denoting、Saul Kripke的Naming and Necessity。

最近蔡英文提到，別急著唸大學，可以先出社會好好認識自己，或許會比直接進大學要來的好。我其實是很認同這樣的想法，但五六年前的一段往事，卻讓我對台灣是否已經準備好將這種「非主流」模式變成「主流」，抱持著一定程度的保留。 

我有個朋友在高職畢業後選擇直接投入職場，雖然他對他的工作有很大的熱情，薪水也不錯，但是工作的性質是比較需要勞力，也有受傷的風險。五六年前，他身上突然開始長起水痘，一種奇怪的、不知道成因的水痘，破了後無法癒合，還發高燒。這樣的狀況，當然無法到工地工作，畢竟，要是不小心被劃傷，傷口可能也無法癒合。那時無法出門工作，朋友心裡便想，或許還是報考大學，做個可以在辦公室的工作吧。至少，如果這個病好不了，也還是能工作養家。 

寒假回家時才知道這一切，就找了些高中的教材幫忙他排定一些學習的進度。我一直都知道，雖然朋友的學歷比我要來得低，但他比我聰明得多。但那聰明程度的差異，是在教數學時我才深刻了解。

我還記得，那時我向朋友說明為什麼給定一個 f(x) = y的函數，我們不可能在座標系上畫出一個圓形之類的圖案，長得像是sin波的圖案是可能出現的（以f(x) = x+1為例，將x帶入1時，我們不可能會得到2以外的結果；但若f(x) = x^2，那帶入1或是-1我們得到的值是一樣的也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這個道理，我知道，很多台灣的高中生到高三畢業了都還不懂，都只是背起來而已。但我朋友在沒有任何提示的狀況下，馬上就說了：「那我改成f(y)的話，你剛剛說的這種圖形（把sin波往左翻轉九十度）是可以成立的。」 我沒有誇大，真的是馬上就舉一反三出來的。

那天晚上，我跟他說網路上有一些資源可以看，像是耶魯的開放式課程，有配中文字幕，不用擔心英文問題。我們一起看了賽局的課程，在裡頭，教授問到一個賽局的經典問題「你知道全班的人都可以從0~100選一個數字，要贏這個遊戲，你要選出你認為最接近所有人選的數字加起來平均再乘以三分之二的值（這個所有人包含自己的選擇）」就在我還在想這到底要怎麼「猜」的時候，朋友馬上就說了「一定會比67小，因為假設所有人都選100的話，那乘以三分之二大概是67，所以選高於67的人都是智障。只要大家知道這點，那這個數字就會一直變小。但我猜應該不是每個人都有發現這點，所以我猜可能最後的結果會在10左右吧。」這完全就是最正確的推論過程，而下一段影片告訴我們，朋友猜的結果，只比最後的結果多了一點，最後的結果是9。朋友的學歷是高職夜間部餐飲科畢業，而那時的我在台大唸書。 

後來寒假結束，得回到台北，沒念過高中的朋友要怎麼準備學測？沒有到一般高中旁聽的機會，而外面的補習班也不大願意收這種大齡學生（他抽煙；或許他的學歷也讓補習班敬而遠之吧——高職夜間部學歷以及傲人的（？）社會大學學歷），最後才終於找到一個辦重考班的補習班願意收。 

其實也是這段過程，我才發現，在台灣（或許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地方也都是），要走比較不一樣的路代價有多大。如果不直接往上升學，先出去工作，那很可能根本連銜接教育的單位都找不大到，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又要怎麼好好的談進修？當然，或許朋友可以重頭從基測考起，重唸一個高中，但這樣的做法，想也知道有很多實際上的問題。第一當然是時間成本上的考量，高中生活中的社團活動、運動會等，對這樣的學習者來說都是早已體驗過，所以不需要的，第二則是，要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跟十五十六歲的學生一起學習，中間心智年齡、學習動機、人生進程的差距，也很難讓人認為這樣的作法是最好的做法。 唸較為後段的大學？我們也知道那教學品質與同儕學習動機跟我朋友這樣的人想要的，中間有不小的差距。

台灣目前最多人選擇的升學方式，當然有很多問題。許多人其實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這種不知道方向，只是盲目的努力，到底會是苦盡甘來還是緣木求魚，誰也說不準。有個gap year或是先出去工作幾年，出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誰，或許在許多層面上對未來的求學與職涯都有所助益，但是我們的社會、教育體制，好像還沒準備好。具體要怎麼幫助，還沒有很多的討論。會不會弄到最後，前幾批人試驗過後，留給後人一個「成本太高」的感覺，變成了幾乎形同虛設的選項？ 

後來，重考班的進度實在太快，教學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預設學生早就學過了（合情合理），著重在解題之上，聰明如他也無法跟上整個進度——數理還行，但國文、英文等需要背誦的科目，實在無法。最後，他的怪病自己好了起來，他便返回自己最熟悉的職場，做他所說的「超巨大一比一樂高建築遊戲」工程，而成家立業以後，要養家養孩子，現實的考量讓唸大學一事，就暫且從他的人生中消失了。 

我有的時候真的會覺得，投胎是門高深且重要的學問。我在澳洲的好友跟這位朋友類似，都是過於聰明所以便先去工作了。朋友高中畢業後就自己當程式工程師賺錢，跟我這位在台灣的朋友差不多年紀時，突然想才念大學。他當時已經有了孩子，但因為澳洲的福利政策，給予他許多生活上的支援，生活雖然不是非常優渥，但至少可以讓他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進入澳洲最頂尖的大學當個大學生，主修數學、物理，以及哲學，然後一路從大學唸到哲學博士班。現在，博士還沒畢業，朋友已經出版了三篇學術論文在領域內的好期刊上了。

我不知道，蔡英文說了這些想法後，有沒有指派幕僚在做相關的配套制定。沒有這些支援，我想，許多像我朋友一樣的人，終究很難得到相關的教育資源，進一步在他們有興趣的領域深造。我朋友，即便展現出耶魯學生的資質，在當前的狀況下，他還是沒有機會深造。我們很幸運，很幸運至少我朋友仍有一份他很喜愛的工作，累歸累，但成就感什麼的，也沒有比較少。

只是，難免會有種，「現實」是頭可怕的巨獸，的感覺。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下文自己多看看。我認為當然康有為有他的時代限制，但是把這個時代限制攤開來看、跟學生一起討論康有為之所以有這些想法的可能原因、我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類似康有為的思考盲點，這不是更有意義一些嗎？

教學相長這四個字，講的是教學者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教學者與學習者其實同時也是學習者與教學者。在理想的教學過程中，沒有人是純然的施予，也沒有人是純然的接受。兩者的關係是平等的。「理想的」情境中，該是如此。


在一次校友會的社交活動上，畢業自O校的P博士告訴我，她現在在一家教育智庫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幫助代議士、政府相關官員了解，到底為什麼澳洲政府近年來的教育支出節節高升，但是在國際上的評核表現（如PISA）卻屢屢下降。一向對教育議題感興趣的我，聽到澳洲竟然有專門處理教育議題的智庫，便好奇的問了她具體的研究方法是怎麼做。我想，若有什麼可以移植到台灣的，那我可以快快偷學一下，之後轉傳給在台灣教育部門的朋友。


執行的方法，讓我滿意外的。大體而言就是飛到在國際評核中表現的好的地區，與當地教育官員等人訪談，之後便是撰寫報告，看能否移植到澳洲。P說她這一年來已經飛了多倫多、芬蘭、新加坡等地，接著要到香港跟上海。這樣只能在當地短暫停留幾日就要離開，我很疑惑到底能否真的了解各個體系的優劣，就算與官員以外的一線教師見面，也很難深談吧。


我笑著點點頭，向P說，這是不容易的田野啊，妳考察的不只是教育制度，其實還包含了社會文化跟政治經濟結構。P像是找到知音一樣地抓著我的手說：「沒錯，這是一個體系，妳很難真的抽取出某個元素然後應用在澳洲的教育體制內。」「像新加坡，妳如果知道他們的職場晉用文化、升學制度，妳就不會訝異他們在那些評鑑中表現的好了；他們是用生命在唸書啊。妳們澳洲人希望孩子的放棄出門踢足球、跟家人露營的『學習機會』，換來國際評核上的亮眼學業表現嗎？」其實這話也不用問，我倆都知道答案。而這也是P的挫折來源吧，飛了那麼多地方，花了這麼多經費，到頭來得到的是一個個無法移植的研究報告。


最近隨著在澳洲的生活穩定下來了，終於開始做一直想做的事情——當難民小朋友的免費家教。幾次家教下來，發現先前學校的教育志工社團開的研習課程所談到的問題都是真的，像是有的孩子告訴你我會我會我都會，但其實稍微用點技巧就會發現其實都不會、都不懂。但為什麼都不問呢？自尊心或許是一個，也有可能是學習的動力相對低落，希望家教老師雞婆的幫自己把作業都寫完。要怎麼面對這些過去經歷過許多我沒經歷過的事的學童，要怎麼幫助？研習的時候，練習的對象都是其他志工夥伴，大家都知道彼此只是在演戲而已，跟實際面臨的狀況，還是有些落差。

前幾週我被分配去教一個國中或國小大的學生數學，一坐下來他就拿出他的iPad「課本」，然後打開課本app，滑到某一頁，說：「我需要幫忙，這些是功課。」 在訝異他的課本竟然都放在iPad之餘，我心想，很好，他認為他需要幫忙，不是我自認為他需要幫忙，而且，他知道哪邊是功課，看起來應該是有進入狀況吧？我定眼一看題目，題目問的是下列a、b、c、d的收入要繳多少稅？我愣住了。我怎麼會知道要繳多少稅？題目又沒跟我說稅距跟稅率。為了保持顏面，我問了我的學生，你知道稅是什麼嗎？在他搖搖頭後我開始簡單的解釋為什麼大部分的國家都會課稅、為什麼大部分的時候，收入越多的人被課徵的稅率就會越高，解釋完以後，我問他，前面的課文有沒有解釋，他依舊搖頭。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操作他的iPad課本，我只好請他幫我左滑右滑，讓我用最土法煉鋼的方式找到一點蛛絲馬跡，不然這個功課我真的教不下去，也寫不出半題。還好，一下子就找到相關的表格了。

這一課叫做財務數學，除了仔細的教學童要怎麼知道自己要繳多少稅以外，還順便帶到了退休金、稅務扣繳、澳洲標準一週工作時（38小時）、加班費這些概念。在當下，我大概已經知道我今天教的這位學童完全不知道這一課在上什麼，雖然他後來看到表格時一直說我知道，但在翻到那一頁之前，他一臉茫然。我慢慢地從頭再說一次比較有能力的人可以多幫助國家照顧其他人一些的概念，然後在指著上頭的表格一個一個說明。然後帶著他想，如果一年只賺了5500元，那是這個表格的哪一個部分、如果賺了38,000呢？ 其實教到最後，我還是不大確定他到底懂不懂。


這個題目其實對小孩子來說真的有點難，以38,000的收入來說，那就要先找是哪個級距，找到了之後，要理解那個級距的稅是怎麼打——4650澳幣加上對每一塊超過37,000澳幣的收入徵收30分的稅（用我們比較習慣的說法就是打30%）。這個計算中，除了加減的概念之外，還有「每一塊裡面的三十分要徵做稅收」這個「乘以」「百分比」的概念，思考的過程其實有點複雜。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想要按除以0.3，我想要解釋什麼是一塊錢裡的三十分時，每每被他打斷說我會我懂我知道，我想，既然他現在按計算機知道要按乘以而不是除以，那就算了吧，等下次有機會再說。


這個教學過程，我不覺得真的是只有我在付出。坦白說，我自己也默默地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這之前我只知道澳洲的稅算是重，但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重，現在我知道了；我不知道澳洲談工作時間的合約，在當地會用award這個字來講、一週標準工時是三十八小時，週末加班的話可以談前Ｎ個小時是算1.5倍（time-and-a-half），之後算 2倍（double）。當然，我的家教學生也不知道，我看完課本後重新再跟他解釋週末加班的雙倍薪水概念時，他突然很驚訝地說「真的喔？」我一點也不驚訝地解釋週末是跟家人朋友一起休閒的時間，要多做事情當然要收多點錢如此這般的邏輯等等的。 那天下完課我想了很多。我一直「知道」我自己到現在都「不知道」台灣的稅要怎麼繳，但如果我的小學是在澳洲念，我到高年級時就知道在澳洲的話，稅要怎麼繳了。


回想起以前的小學數學教育，算了好多蛋糕要切幾分之幾、雞兔同籠這些問題，當時的我雖然我知道數學有很多應用，但在課本上，我看不大到多少應用。念到國中高中時，物理課或化學課常常會有老師說這題不會是數學問題等等的，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不能夠把教材做些綜合，讓學生更了解學習數學與物理或化學的關係呢？就像這樣的「財務數學」章節，一樣都是讓學生練習百分比的概念與四則運算，讓學生從小就在練習中瞭解怎麼計算自己的薪水、該繳多少稅，順道讓學生以後出去打工免於被不肖的雇主偷工時剝削、深化財務觀念，這樣的例題，不是更好嗎？


當然，數學上的推導練習未必都可以做這樣的結合改良，進入到比較高深的層次時，或許我們真的只能與方程式為伍。我想問的是，我們到底期待受過義務教育的學生知道什麼、擁有什麼能力？顯然地，從教材的編排上（至少在我自己在台灣受教育的那個階段），台灣的教育當局不期待受完義務教育的人知道一週工時有多少、要求加班需要附上1.5倍薪水或是2倍薪水並不是不合理的要求、要怎麼繳稅、養老金該怎麼準備。我們期待的是知道怎麼計算梯形面積、平行四邊形周長、證明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等等等的能力。我不是說這些是沒有意義的知識，只是我有點疑惑，這些知識與生活上最基本需要瞭解的知識比起來，到底孰輕孰重、先後次序該怎麼擺才對。我個人認為，當然澳洲這樣會比較好一些。


但這是教材上的好，到底澳洲的教育現場是怎麼一回事，我並不清楚。那晚我坐在沙發上想，若我像P一樣，來到澳洲短暫訪問，看到這數學教材，我大概會非常的驚艷吧，我應該沒有那樣的機會了解到，實際上是有一些孩子完全沒有聽進去的，我大概也不會這麼深刻地感受到用iPad課本的問題——無法像實體書一樣摺頁、一次輕鬆的翻頁翻到想要對答案的地方、不容易書寫筆記或者是在課本上畫自己看得懂的鬼畫符插畫）。


電子課本的利弊得失早在幾年前就有學者做了不少研究，大體上來說，參與實驗研究的學生中，使用實體書的會比使用電子書的在學習效果上來說會比較好。我看到孩子拿出iPad的驚訝，其實並不全然是因為沒有預期到他會有iPad，而是，在有這麼多實證研究表示實體書在學習上比電子書來的好的今日，澳洲的小學卻是採用電子教科書。 我很難不去想，會不會P來做幾個月的志工，到各級學校了解狀況，對澳洲的教育改革能起到的效果，會不會比起她到處飛來飛去要有效的多？至少，我覺得我已經找到一個澳洲教育經費之所以一直上升，表現卻逐年下降的可能因素了——iPad課本。


向外探尋是了解自己的方式沒錯，但是往內自省，也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往內去向「受教者」學習，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