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ial distinctions are arbitrary, and applying modern interpretations to classical antiquity–especially for these purposes–seems irrelevant at best and harmful at worst’.
就我的了解，目前大部分的歐美學者是認為言論需要管制，但是到底要管到哪、怎麼管、有什麼理由去管，這些細節上，還是有很多爭議。此外，既然我說「大部分」，意思就是「有部分」認為不該管。認為不該管的人，提出的理由未必跟Mill一樣。總之，言論自由跟其他哲學討論一樣，還有許多爭論。我並不是言論自由這個領域的專家，如果還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請到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上的條目查閱相關的著作。
Freedom of Speech: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reedom-speech/
我理解台灣許多人為什麼會譴責這樣的行為，我同時也認同，台灣的歷史與公民教育有諸多問題——在提到二戰史時，歐洲的重點幾乎是重大戰役發生在什麼時候、綏靖政策等「政策面」的背誦，亞洲戰區也差不多，戰爭的傷痛、戰爭的殘暴，還有戰爭對人性的扭曲，這些問題，反而很少去談。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蔣介石自己在中國戰區下達的指令誤殺了多少中國人就不提了，我到現在都不能了解，為什麼納粹德國有這麼多人被認定是犯下嚴重的戰爭罪，但美軍在長崎跟廣島投下原子彈，屠殺了那麼多日本老百姓，沒有人被宣判犯下戰爭罪，要被絞刑。這實在是太奇怪的一件事情了。現在回想起來，在我受教育的那個年代，台灣針對那段時間的歷史的編排，其實比較像是培育新一代鋼鐵之心（Heart of Iron）大師。鋼鐵之心是由一家叫paradox的遊戲公司設計的軍推遊戲，玩家要思考怎麼安排步兵連、砲兵連等等的單位，如果要訓練的話應該把徵集到的兵力訓練成甚麼兵種。但除了兵推以外，玩家還要思考外交博弈，遠交近攻，還是？我們背誦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的年代，還有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不就是一直在談這些軍事史？
但現在，我也不是很了解，到底高中生cosplay納粹（還有賽德克巴萊？）這件事情，到底要怎麼思考。第一個問題的當然是，這整個脈絡是什麼。如果是類似吸特樂回來了（Look Who’s Back; Er ist wieder da），這樣的化妝遊行也不是太糟。吸特樂回來了要說的是，其實希特勒如果穿越時空，到現代的德國，大眾很有可能再次被他煽動。電影中有許多片段是請吸特樂跟不知道在拍片的德國民眾互動，有些人在吸特樂開口前，就自己開始發表種族歧視的言論，要吸特樂帶領德國重返榮耀；當然，也有人一見到吸特樂就破口大罵。這部片的演員雖然cosplay了希特勒，模仿希特勒的語調、說話方式模仿得惟妙惟肖，但這部片的意思並不是要鼓吹大家加入納粹，而是告訴我們，其實獨裁者如希特勒，知道民眾要的是什麼，我們的民主很脆弱，如果不警醒，如希特勒一般的獨裁者很可能再次透過民主的手段掌握權力（歷史上，希特勒確實是經過民主過程而掌權）。在這個狀況底下，大多數的人並不會認為這樣的作品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自己看完吸特樂回來了後，是馬上傳訊息給在當歷史老師的朋友，推薦她有機會的話可以放給學生看，讓學生了解，就算是在學校學過很多納粹歷史的德國公民，遇到像吸特樂這樣高段的獨裁者，未必比自己的祖父母要高明多少。
The peculiar evil of silencing the expression of an opinion is, that it is robbing the human race; posterity as well as the existing generation; those who dissent from the opinion, still more than those who hold it. If the opinion is right,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y of exchanging error for truth: if wrong, they lose, what is almost as great a benefit, the clearer perception and livelier impression of truth, produced by its collision with error.
事實上，這世界上還真的有國家跟隨Mill跟隨地很緊。即使有公民故意揮舞卍字旗，穿成納粹的樣子，到猶太人的社群遊行，政府最後還是選擇尊重。這個國家就是美國。1970年代末期，一群美國公民組織了美國納粹黨（National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還到伊利諾州的史溝祈（Skokie）的猶太人聚落遊行。這事情之後當然也是鬧上了法院，但是伊利諾州的最高法院認為，穿戴卍字旗是表達言論的一種方式，而既然這是言論，那就該受到美國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即使這樣的「言論」再怎麼令人不悅。
Fig 3. Frank Collin，美國納粹黨領導人
Fig 4. 於芝加哥的Margeutte公園，約攝於1979年
常常有朋友問我，我最近在幹嘛，有時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老實說。因為我的研究的緣故，我有時要讀像是「我們有看A片的權利嗎？」（Ronald Dworkin, Do We Have a right to Pornography?）這種文章。這是因為，對於比較喜歡自由主義的人來說，言論自由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自由，但是大部分的自由主義者（包含我自己），卻又會對仇恨言論（hate speech）、A片（pornography）等「言論」有不一樣的感覺。坦白說，如果真的問我，要是高中生cosplay就是要故意讓人不舒服，教育部跟總統府的作法與反應到底適不適當，我是真的不知道。
王偉雄老師這篇文章讓我想到Max Weber的學術作為志業（Science as a Vocation）。當初讀，是因為一位一直很關心、照顧我的學長知道我考慮要回到象牙塔時，大概是出於擔心我不知道塔中一點都不meritocracy ，不管在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傻傻地栽了進去，一生就卡在塔內塔外的交界，進也不是，退也不得吧？
Thomas Nagel在他的道德衝突與政治上的正當性（Moral Conflic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一文，用了Robert Forest對自由主義者的定義（嘲諷？）作為全文的開頭。Forest認為，所謂的自由派，就是一群無法在任何事情上有自己的立場的人，這是因為，當自由主義者說什麼事情「該」如何時，那這個「應該」，就變成對其他可能的否定，這樣就違反了自由主義者最核心的價值了。
Nussbaum在她的性別與社會正義（Sex and Social Justice）一書的開出的清單涵蓋了十大項目，在此我就不一一詳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翻到40~41頁參考。我覺得這份清單裡，最有趣的項目是「愛與被愛」。Nussbaum認為擁有去愛的能力以及被愛的能力，是開創有意義的人生的要件。如果被剝奪了這些能力，人就很難有個有意義的人生。但是，Nussbaum並不進一步地說，是不是只有一夫一妻的婚配社會，才能讓人擁有愛或是被愛的能力。對她來說，不管一個社會體制與歐美體制有多不相像，那個體制正不正義，完全取決於能否保障愛與被愛等其他九大項重要能力之上。一個母系社會，或者是像排灣族的貴族社會、達悟族的一個小孩出生全家都要跟著改名的社會，不管是哪樣的社會，只要能保障在其中的人的基本十大能力，就都是值得為人尊重的社會，歐美國家的學者再怎麼覺得對方落後不可取，都不該強加自己心中的好到這些社會之上。對LGBTIQ族群，也是一樣的。只要LGBTIQ組成的家庭不會損害到這些重要的能力，他們無論怎麼與主流的家庭不相像，也不該被主流的善意干涉，甚至是矯正。
有這種想法的學者，像是H. L. A. Hart, Joel Feinberg等人，基本上都認為，政府立法必須牢牢遵從John Sturt Mill所說的傷害原則（Harm Principle）：只有在自我防衛、防止其他人遭受無端的傷害（或以Feinberg的說法，權利受到損害）的這兩種狀況下，我們可以不管要去傷害人的人的自由，阻止他的行為。根據這個原則，法律不能有干預自殘的法條，也不能因為某種道德觀念而去打亂別人的生活。
在五六零年代的英國，到底男同性戀間的合意性行為到底要不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一連串的名人受審後成為社會上激辯的問題——知名的圖靈在法庭上認罪，認了自己與其他男性發生性行為，有罪；出生貴族的Lord Montagu of Beaulieu也被發現是男同性戀，入了大牢，被關了十二個月。在到底法律該不該規範同性戀行為（私人道德領域）的世紀辯論上，Hart就從這個原則出發，論述為什麼認為男同性戀間的合意性行為與合意性交易不該受到法律規範。就算這些行為真的「不道德」好了，合意性行為、合意性交易的雙方，沒有任何人受到傷害，既然沒有人受到傷害，那又與法律何干？法律，不該強加任何道德在任何人身上。
